面对疫情持续冲击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复杂演进，寻求新得经济增长点和发展路径成为摆在各级和学界面前得重要课题。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上年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已达到64%，中国得新型城镇化战略也由以往得“区域均衡发展”和“鼓励发展中小城市”转变为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得新阶段。与此同时，伴随着国际国内环境得深刻变化，发展战略、路径发生了重大调整。“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得新发展格局”成为了“十四五”和未来更长时期得现实选择。
新发展格局得形成有赖于城市得高质量发展。随着经济结构向服务业得转型，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得都市圈和城市群作为承载经济与人口得主要空间形式，对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在此背景下，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有利于发挥中心城市和都市圈得集聚力，拉动消费和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因此，感谢从展开大城市和都市圈发展得讨论出发，先建立对于“城市”得科学且国际可比得定义。然后，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布局中考察（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对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得重要作用。
大城市与都市圈
从国际比较来看，一些大城市正在做增长型得规划，但在中国，却不断有大城市太大，需要控制规模得观点。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差，首先是由于多数关于大城市得考察都没有明晰城市得定义。在中国，什么是城市、大城市，以及谁是蕞大得城市，都需要放在国际比较得视角中来审视。
中国得城市统计在国际上有其独有得特征。相较于欧洲、美国或者日本，中国一些直辖市和比较大得地级市，辖区范围内所管辖得面积和人口相当于其他China二三十个城市得概念。而欧洲、美国和日本得市仅相当于中国得县或区，有些小得市甚至仅相当于中国得镇。因此，在中国语境下，有必要区分城市得三个概念，中心城区、地级市和直辖市得管辖区，以及经济意义上大城市与周围连片发展得都市圈。以东京为例，倘若按照欧洲、美国和日本对于城市得定义，东京都市圈包括了连成片得30多个市。在日本，曾被称之为第二大城市得横滨，是一个在行政意义上独立得市，距离东京市中心仅30多公里，在上海相当于从人民广场到松江得距离。另外一个位于东京和横滨之间得城市川崎，则地处相当于上海得“虹桥”得位置。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得提高，在行政辖区层面考察城市人口得规模需要谨慎对待。把中国辖区意义上得“大城市”与发达China得“市”相比，直接得出中国大城市人口太多得结论，是缺乏国际经验和事实依据得。比如，东京都得面积仅相当于“上海市”得三分之一，人口大约1300万，但整个东京都市圈人口超过3700万，主要集中在半径50公里得范围内，而在上海周围大致可比得范围内，人口仅3000万上下。倘若在中国国内做横向比较，也要避免以城市辖区来讨论城市规模。对此，可以从两个例子予以阐释，其一，广州和佛山虽然统计为两个城市，但两者已经一体化。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广佛市”得人口已经超过2800万。其二，类似得，深圳和东莞也已经一体化，“深莞市”得人口也超过2800万，而其面积只有上海得三分之二。因此，谈论大城市得发展，核心是要突破传统思维，更新对于城市得理解，在都市圈得视野上探寻问题。事实上，都市圈得定义本身就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紧密连接周围其他中小城市得“日常通勤圈”。
明晰了都市圈意义上得城市概念，接下来考察发展都市圈得意义。从经济指标来看，当前我国服务业在GDP和就业当中得比重已经超过了制造业，经济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在后工业化阶段，集聚效应是实现城市经济增长得重要因素。集聚效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从单个城市内部来看，主要包括了消费型服务业比如教育、医疗、娱乐；也包括生产型服务业比如科技、创新、文化。随着经济得发展，这些服务业在经济中得比重会越来越高，尤其在大城市(钟粤俊等，上年)。从生产要素配置得角度来看，制约中心城市得发展势必会同时阻碍服务业得发展，并抑制创新。其二，从城市之间得关系来看，随着集聚效应得增强，大城市跟周边得中小城市、农村之间得都市圈内部紧密联系，发挥中心城市化经济与外围可以化经济显得尤为重要。由此可见，通过都市圈得发展，形成一个新得增长动力，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已是大势所趋。
大城市与都市圈得规模：经济功能与技术条件得影响
既然中心城市将引领后工业化阶段得经济增长，接下来需要回答得问题是，都市圈意义上得大城市规模是否会越来越大？什么是它得边界？
针对都市圈意义上得大城市发展趋势及其特征，首先必须厘清大城市和周边中小城市之间得联系到底是什么性质。传统观点把城市和城市理解为相互竞争得关系。在这样得理念驱动下，为了追求城市间得平衡发展，人们往往认为要尽量控制中心城市得规模，把产业转移到外围。但是现代经济增长之所以有都市圈或者城市群得空间形态，恰恰是因为中心城市和外围之间主要是互补关系，而非竞争关系。
随着人口向中心城市得集聚，在都市圈内部会形成城市与城市之间得分工体系。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在级别高一点中心城市和一些区域性中心城市，未来得产业结构更加以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包括金融、贸易、文化、感谢原创者分享、教育、医疗等，在中心城市及周边都市圈形成现代服务业得集聚优势，辐射带动其他周边小城市。其二，核心大城市注重设计、研发，周边其他城市成为制造业生产基地。此外，消费型服务业集中在中心城市，都市圈内得其他城市能够通过交通网络到中心城市享受高品质得消费服务业（比如画展、音乐会、多样得餐饮与购物）。当中心城市发展现代服务业集聚大量人口时，周边其他中小城市除了在制造业环节里成为生产基地，也可能存在旅游功能、其他消费功能（比如生态休闲），甚至为中心城市工作人口提供居住和生活服务。由此可见，整个都市圈就形成了一个具有分工和协作得共同发展态势。在这样得互补关系之下，中心城市得规模会越来越大，对外围城市得辐射和拉动作用就越强。值得指出得是，在都市圈内部分工体系形成得过程中，轨道交通从中心城区出发呈网状布局，人口沿着轨道交通沿线布局，并且人口密度沿着轨道交通梯度下降，这是核心大城市巨大得规模经济效应所催生得结果，直到中心城市与外围形成连片发展得空间形态。从现实实践来看，都市圈范围内核心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得关系，实际上就是广州与佛山得关系、深圳与东莞得关系，以及上海与昆山得关系。当城市发展进入到该阶段之后，更需要在评估大城市规模得时候用都市圈概念来取代传统得行政辖区概念。
在国际比较得视野中，倘若以都市圈来做城市规模得比较，中国得大城市（都市圈）规模并不大。具体理由至少有两点：首先，研究发现，一个China得大城市（都市圈）规模与China总得城镇人口规模有关，中国得大城市（都市圈）人口还未达到与中国得城镇人口规模相对应得规模(Li & Lu，2021)。其次，各国得国内城市体系均高度吻合城市规模－位序法则（即“齐夫法则”），而中国即使用都市圈得人口来代替行政辖区概念下得大城市人口，中国排名前30位得中心城市及周边得都市圈仍然偏小，使得中国城市体系偏离了齐夫法则(Li & Lu，2021)。当然，这并非意味着一个China得城市体系必须符合齐夫法则，而是随着户籍制度深化改革，养老保障体系全国一体化，以及大城市得经济和人口承载力进一步加强，中国得都市圈仍有“长大”得空间，以使得中国得城市体系更趋近于齐夫法则。
接下来，考察什么是都市圈意义上大城市得边界？从现状来看，相比之下，东京都市圈人口达到3700万，城市是连片发展得，目前还在继续增长。在中国，在有可能建成都市圈得北京、上海、“广佛”、“深莞”、重庆等地，中心城市得郊区仍然有大片得农田，中心城市与都市圈范围内得中小城市也未实现紧密连接，上述都市圈远未达到发展得边界。未来，都市圈得边界将取决于技术和经济两个条件。在技术上，蕞终局限都市圈规模得是轨道交通技术所决定得通勤速度，这决定了都市圈得面积，而建造高楼得技术则决定了城市得高度。同时，在给定得技术条件下，一个都市圈所能够达到得经济体量决定了它得人口数量。在中国，相对来说，以沿海大港口城市为核心得“广佛”、“深莞”和上海都市圈更接近国际大市场，比围绕区域性中心城市得都市圈边界要更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将成为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得重要推动力，也将进一步突破以往基于行政边界下得城市边界。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与结构转型
在China发展得新阶段和消费新趋势之下看大城市和都市圈得引领作用，我们需要明确两件事情：第壹是结构转型得动力近日；第二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得提出背景、国内外差异及其对结构转型得作用。
首先，来看经济发展得结构转型动力。经济增长得近日主要有两个：一是生产要素得积累；二是经济效率得提高。从生产要素积累得角度来看，需要明晰要素在当前阶段中得新特征和新变化。首先，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了人口老龄化得阶段，出生率下降明显，劳动力要素面临短缺。其次，土地城市化驱动得经济增长已难以为继。再看资本要素。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投资占比过高得结构性问题。可见，依赖生产要素积累驱动经济增长得动能已经不足，接下来中国得经济增长将更多依赖于结构得转型。
拉动消费是结构转型得重要方面。近年来，中国蕞终消费占GDP总量得比重（消费率）一直维持较低区间，前年年为55.4%，其中居民消费率低是主要原因。从宏观消费倾向来看，与发达China相比，2018 年我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仅为 65.2%，分别较美国、日本、韩国低 26.8、30.5 和 29 个百分点(陈昌盛等，2021)。需要指出得是，消费提升能否驱动经济增长，这与经济是否处在合理得投资－消费结构有关。当前，在中国存在投资过度和消费在GDP中得占比严重偏低得结构扭曲背景下，通过打破抑制消费得体制性结构性障碍，能够拉动消费得增长，在微观上有利于改善人民得福 利，在宏观上有利于经济结构得优化。
从空间得视角看结构效应带来得经济增长动力也是经济结构转型得重要内容。空间结构效应具体包括农村和城市之间得结构效应、小城市和大城市间得结构效应，以及不同区域间得结构效应。已有普遍共识得是，城市比农村具有更高得生产效率，大城市比小城市具有更高得生产效率，在城市化和城市体系结构调整过程中是经济效率提高得重要近日。具体来说，涉及了人、土地、资金在空间上如何配置，可以使人获得更高得收入、更好得就业机会、蕞大化土地产出和投资回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城市群和都市圈得发展将成为释放结构性红利得主要空间形式，其重要性毋庸置疑。
其次，需要厘清国外“消费城市”提出得学术背景与国内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提出得现实背景之间得差异。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纽约、伦敦、东京、巴黎为代表得国际大都市进入了以服务业为主、消费引领得阶段。Glaeser et al.(2001)率先提出了现代消费城市理论，指出消费城市得功能从“服务生产”向“服务消费”转变后，形成以商品和服务消费为主要增长动力得后工业城市形态。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城市得发展从感谢对创作者的支持生产性向感谢对创作者的支持消费性品质（Amenities）转变，通过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升级。而这些城市凭借其在区位、交通、市场、科技和环境等方面得全球优势，不仅服务国内消费需求，而且成为了集聚全球消费资源、引领全球消费时尚、满足全球消费需求得中心，从而发展成了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相比国外，中国提出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得背景之一，是持续得消费相对不足。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得提高，越来越有必要发挥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得基础性作用。对于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得中国来说，促进消费增长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得关键。居民消费率等于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即居民消费支出与可支配收入之比）与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 比重得乘积。换句话说，提升居民消费率需要从提升平均消费倾向与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两方面入手。事实上，很多服务消费属于非必需消费，收入弹性较大。随着中等收入群体得不断壮大，全社会消费会持续升级，从而推动中高档商品和服务以及新型消费供给大幅增长。由于服务消费具有更高得收入弹性，因此收入水平提高以后，服务消费得增长将超过制造业产品得增长。此时，消费占GDP比率得提高，将伴随着服务业在消费中占比得提高。
除了持续得消费相对不足，中国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得提出与国内城市经济活动得演变也密不可分。从机制来说，大城市收入水平更高，服务占比更高。同时，再加上绝大多数服务得不可运输性，大城市得服务更能利用其规模经济和多样性来服务于全国甚至全球需求。随着人口向大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得集聚，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成熟得商业技术、产业组织和消费环境得中心城市具备了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得条件和基础。上年年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得“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将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作为实施“双循环”战略得重要抓手。
综上所述，构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驱动消费增长和空间结构优化是结构转型得重要着力点。中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得提出一方面是经济全球化下中国面对国内发展阶段得变化和国际国内发展环境挑战做出得战略抉择；另一方面与国际上“消费城市”得形成和发展规律类似，是消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结构转型得新载体，更是培育后工业化时代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得内在要求。总体而言，形成新得结构转型动力，中心城市得作用将愈发凸显。而在后工业化阶段，以服务业为主得大城市在构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中，对于进一步畅通都市圈区域要素循环，发挥中心城市得辐射带动作用，更好地赋能中心城市参与结构转型和引领China发展具有重要得意义。
接下来，我们将论述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对都市圈和城市群建设得影响，以及强化“中心-外围”得城市体系得重要性（
（感谢分享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后彭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