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们在农村在领略了“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乐趣之后，逐渐感受到了自己要为之付出的代价是多么沉重！
我们知青休息回到城里时，在城市人面前表现得多疑而敏感，自卑感很重，承受着劳作之苦以外的另一种重压——文化贫乏。在下乡两年半的日子里，我当过小学代课老师。在中学的时候，我曾经是茂名市少年田径队员，强项是田赛项目，跳高是我的专项。同时又喜爱足球、篮球，除了没有很好机会读书以外，在体育方面样样喜欢，样样拿手，在一个农村小学代任体育老师，对我来说真是小菜一碟。
我还当过文艺宣传队员。我同知青场的几位知青一起参加大队文艺宣传队。我们知青场的几名女知青，她们在茂名市第一中学读书时就是出名的校文艺宣传队队员，来到农村后，成为大队文艺宣传队骨干。
记得当时创作的一个歌舞节目很美，水平很高，在大队彩排时醉倒了不少年轻人。
歌词大意是：要让河水上山坡，要让荒沟变成河；要让山村亮起灯，要让岭头果满箩。嘿哟嘿哟嘿嘿哟，嘿哟嘿哟嘿嘿哟……
我们文艺宣传队在公社文艺汇演中夺得了大奖。
大队支部书记任福隆来看望我们时，喜得笑眯了双眼，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赞扬的话：
“你们真行！你们真行！”
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我们是知识青年，农民们都说我们有文化，有知识，见过世面，啥都来问我们。农民们太贫穷了，一直在盼着早日实现共产主义。可是，“何时才能实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我们自己都说不清。对我们来说，还是句问号。农民们说，你们来了，共产主义肯定很快就会来的。但是，我们在农村是“接受再教育的”。我学到了很多与共产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的一些农业知识，这倒增强了我的意志和独立生活的能力。农民们也很无奈。特别是经过“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方面懂得粮食的来之不易和很多做人的道理。像我们七五届的这批知青，到农村后和农民一样的待遇，插队落户一个月后，全部知青都集中到了知青点。每个知青点市知青办都为我们选派一名带队干部。我们知青场的带队干部，两年半时间里先后换过4位。第一位是二十多岁的“老柯”。他和我们一起同吃同住。我们农忙时白天到生产队里“三同”，农闲时在知青场挖柑橙坑（就是在山上挖一米宽，一米深的树坑）然后种上柑橙，柑橙种完又在另外的山上种地菠萝，还开荒种柑蔗。
每当收获的季节，生产队里都会按人头分粮食，番薯、花生、黄豆、玉米杂粮和其它的农副产品，知青也一样。我们队的队长很照顾我们，每当我们不够吃的时候，经常会在队里多给我们一点。农民们通常是把花生拿来榨花生油，而榨出来的油部份留在家里吃，部份拿到集镇里卖换钱。队屋里的番薯和其他农副产品，是给队里集体养的猪作口粮和留作种子的，但每次队长看到我们这些知青吃不饱，都会偷偷分给我们这些知青一点，用来填饱肚子。也不知道那时候是饿、还是正在长身体的时候，那番薯吃起来真当是又甜又香啊，特别好吃（以至于回城以后，感觉就再也没吃到过那么好吃的番薯了）。回想起来那时确实是吃不饱，对我们这些正在长身体的人来说，与其说是一种锻炼倒不如说是一种摧残。换句话说、饿瘦了肌肤，锻炼了意志，煅红了心。
五
在艰苦劳动的环境下，知青生活虽辛苦，但也让我终生难忘的。
让我们难忘的是，那些日子里，每天晚上知青场上空飘荡的歌声。
记得第二任的带队干部名叫杨水，大约三十多岁，我们敬称为“杨队长”。他特别擅长文艺方面，吹、拉、弹、唱，样样精通。正是因为有他的擅长，知青们的夜生活有了乐趣。
每天晚饭后的时光，还没洗去一身疲惫的我们，又回到了知青场，聚在了一起穷开心了。
我和一帮知青们又开始了一天的聚会。当时我有几本革命歌曲的书，如《战地新歌》、《苏联革命歌曲选》等，上面有乐谱，还有歌词。我们最喜欢的就是看这些书，一边看一边哼乐谱，然后学习唱这些歌曲，学会了以后就大家一起唱。杨队长把我们组织起来。他让我们唱，自己拉起二胡给我们伴奏。我们知青当中，有的人本来就有点乐器基础，让杨队长一点拔，许多乐器手的水平迅速提高。湛活的二胡、手提琴就是远近闻名。蓝志强是后起之秀。他跟着杨队长学得如痴如醉，每开晚上收工后草草填饱肚子后就回知青场找杨队长。他是杨队长的得意门生。他拉的《二泉映月》、《跑马》等名曲，让远近村民闻曲而来，慕名拜师，平生给我们的知青场增添了浓浓欢乐的气氛。整个知青场上，有的拉二胡、小提琴的、弹秦琴、弹洋琴的，还有吹笛子的，可谓吹拉弹唱样样齐。
我们知青场就在牛轭岭头。屋前是一张山塘，屋背是岭连着岭。我们笑着、拉着、弹着，歌声回荡在乡村山野的上空。唱歌的青年男、女们，唱出忧郁，也唱出欢快。当他们一起高唱苏联歌曲时，特别是唱到有爱情情调时，整个知青场上就变成欢乐的海洋。
他们放声大唱，也许有些走调，也许音色不够优美，但大家仍是那样的欢快，那样的兴致。我们心里明白，因为那是我们一天中最惬意的休闲时光。
歌声中，我无奈与困惑，而且对末来惆怅夹杂着隐隐的；不知所措的情调在不经意间流露。革命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之差别如此之大，国家的命运与个人的现状前景前途等各种矛盾由此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强烈地碰撞……
如今回想起来，那些旋律有时候还会在脑子里回响。每当这个时候，我仿佛又从这美妙的旋律中回到了在那蹉跎岁月里的青春时光。有时候我还要忍不住哼上两句，令我身旁的人都用奇异的眼神看我。这是我们知青在回忆成长中得到的一个插曲。可无奈的生涯，套上笼头无怨无悔羁伴前行，不管怎么样，都给我十六岁的人生带来了不一样的砺练，让我在不平凡的回忆中感悟人生。
后来，因为我们这帮知青干农活实在是与村里的农民没得比。让我们一起干活还造成村里的秧苗和种子的浪费。而且细帐算起来每天增加的几毛钱，集体收入比原来的还少。大队和生产队的领导商量，知青们继续干繁重的农活和“三同”，倒不如让我们回知青场种柑橙搞副业。
当时大队的形势对大队搞副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但是，让我们知青去干，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挖柑橙坑是力气活，知青们年轻有力气。于是，我们又被拉到知青点挖柑橙坑，种柑橙、地菠萝和甘蔗。大队选派的三位老农带着我们去干。他们是：老场长姓冯召文，另两位是陈亨青和陈庆全。三位老农和我们一起开荒锄地。当时我们是属于大队领导的，这副业收人不算资本主义，算社会主义成果，收入相对好。这些活比之前我们在生产队里弯腰晒背的农活要轻松、简单、舒服多了。这样的农活，其实也就是给了我们和老农一样的待遇和照顾，尽管被个别不明事理的村民们嘲笑为没用，我到现在还是很感谢他们的照顾。起码，我们在一村屋下生活，同时也增加少许外来收入。
每年的农忙双抢（夏天抢收抢种庄稼），我们队分配给我们知青的任务是给稻田放水，引水到田。每次等到田垅灌满时都要凌晨3点多钟，我们要回知青点休息的话，就必须经过两座小山坡，山坡上到处都是坟墓。农忙时我们每天经过那条山间小路，白天大家都有点害怕，更何况是凌晨3点多，经过那里就可想而之了。因为山里的夜晚，不像现在城市里一样灯火通明，晚上路灯也没有一盏。唯一亮的，就是天上的那些星星和月亮。当月亮高挂夜空，投下的月光照在一排排小树和树林时，影影绰绰间就像是人一排排站立在那里。
有一次我们从队里回知青场。当我们走到那条山间小路一半的时候，路两旁都长满了密麻的竹子，竹子很高，两旁竹子顶部粘在一起，从底下穿过就象是过地道一样，风吹竹响，而且黑得伸手都不见五指，夜空安静得吓人，只有偶然从远处传来几声的蛙鸣声，而在当时的我们听来如同鬼嚎，我心里心惊胆颤，于是急匆匆地摸着路往前赶。由于走的是泥沙路，你走得越快，脚上磨擦的沙子就越响，好象有人在后面跟着我们跑。你停下来回头看，声音又没了，只有凄惨的月光。
幸亏我们是四个人一起，一边走就感觉那些影子也在动，感觉像活的一样，越走越害怕，拔腿一路狂奔。摸回到了场部，一头埋进床上吓得全身发抖。这些恐怕就是意志的煅炼吧，但更为煅炼意志和胆量的是：人与鬼的搏弈。
六
牛轭岭上到处都是坟墓。我们的知青场就是建在墓地群中。共有三栋平房加一个饭堂，阶梯型面对山塘背靠群岭。
我住在坡顶上靠北的那栋最西头第一间。我们的房子住四个人。当时我们房间一进门右边第一张床位住的那个知青名叫姓冯勇，长得膀大腰圆，粗壮结实，是个摔跤的好手，人们都称他冯壮士。他是随父从湖南回来的。他住了二、三个月就向场长和带队干部提出要求调房。
他说：他不想在那个房住了。
场长和带队干部问他什么原因，他怎么也不说，坚决要求给他调整住房就是了。
经过带队干部耐心的做工作，他才说出要求调整房间的原因。领导听后说他迷信，还狠狠地批评他，完了还叫他不能乱说，要保密。
房子还是不换，他没办法，只有晚上偷偷跑到另一栋房子和他要好的一个知青那里搭铺。
没有不透风的墙。冯壮士那么坚决要求换房的原因或多或少我们也听到一点风声。后来，我们房的另三个人也都全部搬到别的房间去住了。
半年后，有个姓李的知青随父母从宁夏调回茂名时也来到了我们知青场。因为他来的晚，所以就住在原先我们搬出的那个房间。这位知青对文学有点研究，写得一首好诗，曾创作过一部小说，逢人递过手写本，请求道：
“有时间看看，请多多指正。”
知青场的知青们都称他“李作家”。
半年过去了，我们大家发现李作家有点不对劲，常常一个人半夜三更起来吟诗唱歌，而且越吟越疯，越唱越狂。
开始我们以为他灵感闪现或在练发音，后来发展到半夜起来打球、跑步，闹得所有的人都睡不了。白天讲话胡言乱语，我们都说他神经不正常。带队干部找他谈话几次都没效果，反而越来越严重。带队干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马上回城里向局领导进行汇报。局领导听完汇报后，明确指示：马上把他送到高州秋林医院（即精神病院）进行检查。
检查结果是神经错乱，要住院治疗。
知青场出了个精神病人。这消息让我吃惊不小。
我们几个知青稍稍问老场长：
“为什么会这样呢？”
老场长说：“那间房子下面建房时还有一个坟墓没有迁走。由于当时建农场的时候时间紧，坟墓的亲属找不到，就用推土机把坟墓推平把房子建了起来。坟墓还在这间房子里。”
听到这里，我们每个人都吓出一身冷汗……
这件事情后来在知青场上传开了。
知青们个个都人心惶惶，男小便处的门口还有二口坟墓在那里，真像两座碉堡，每次上厕所都要经过那两口坟墓。时间一长，那两口坟墓基本上都给我们踩平了，但我们仍心有余悸，特别是晚上起来上厕所的个个都胆战心惊的。可怜那些女知青们，她们就更害怕了，上厕所通常都是二、三个人一起，每次上厕所都要大声唱着《国际歌》，让歌声在农场的夜空回荡（壮胆）：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
更吓人的一件事情，说开了也真让我们哭笑不得。
记得有一个晚上，我们房间三个人关门休息。随着时间逐渐入静，躺在床上的我们好象听到脚步声向我们房间走来。我们三个人战战兢兢地一齐起来把门打开，用手电筒一照，什么也没有发现，声音也随之消失。当我们把门一关，躺下来没多久时，那脚步声又响了起来，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而且是走来走去的声音，越来越密集似，吓得我们三个人动也不敢动，全身冷汗直冒，手脚发颤。那声音好象越来越近。我们三人小声在互相鼓励着，一起鼓起勇气起来，爬到门逢往外看，还是什么也没有看到，正当我们转身回来准备睡的时候，声音又在门口再出现……
没法睡！
我们只好在恐惧中伏击，希望能找到声音的源头。
功夫不负有心人。下半夜的时候，我们捉到了“鬼”。这“鬼”就在我们的门板上。
原来，我们房门是两扇门板对折，中间有个门闩往左一推，门就算关上了。当时的房门没有现在的门这样密封，关上门以后，门的两边还留有大约二公分的门缝。而那天晚上风很大。风从门逢处吹进房间，吹动了我们挂墙上的毛巾。毛巾来回摆动，打在墙上发出擦擦响。当人走近往门缝查看时，又把门缝给挡住了，所以毛巾不摆动，声音也就没了。
捉到“鬼”后，我们把毛巾拿开，再把门关上，惊慌的心才得以平静下来，安稳地睡了下夜一觉。回想起来，如果我们没能找到响声的源头，长此下去，搞不好我们也真会像李作家一样被送到高州秋林医院了。
话又说回来，担惊受怕的日子和繁重的劳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少年玩耍的天性，就因为这些天性的存在，时常我们之间来一次恶作剧，给我们枯燥的生活带来一丝快乐。
记得有一天，一个知青偷懒没有出工。我们出工后在番薯地里拼命干活，把定额都给干完了，还看不到那位知青的身影。指导性气愤之余，有人在地里抓到一条食指粗细的小蛇（当地人叫草花蛇，无毒）。我脑筋一动，捡起一张废报纸，把活的小蛇仔细地包在报纸里面。等到中午回去吃饭的时候，就把这“礼物”带回知青场去了。
大伙回到知青场，我们发现这位知青居然还在床上呼呼大睡。
于是大家一起叫醒他：“有个好东西，送给你哦！”
他闻言很高兴，躺在床上问：“什么？”
我就把那一团包得好好的报纸递了过去。
他马上接了过去，脸上露出好奇的神色，慢慢地把那报纸一层一层地拨开。
报纸团被他剥出一个小洞，他迫不及待地伸了手指进去摸了摸，边摸边问：
“软绵绵的……”
话还没说完，他突然从床上跳了起来，那速度比闪电还快啊！
就那么一眨眼的工夫，还斜躺在床上的他，已经笔直站在地上发抖了。
报纸团被扔到了地上，那小蛇正扭着身子从纸团里爬了出来。
大家看他那样子，都乐得哈哈大笑。
场领导闻声过来问他：“怎么回事？”
这位知青刚回过神来，瞬间也就笑着回领导的话，说：“没事。大伙在闹着玩呢！”
这种被信任下的穷开心恶作剧，使我们感受了不一样的人生乐趣。
到了冬天，寒冷的天气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受。
冬天，特别寒冷的时候，番薯地里的番薯全给冻死了，深更半夜的时候，大队的高音喇叭在喊着：
“广大社员们，全部起来给番薯地里引水（在南方遇到这种寒冷的天气，唯一给番薯地保暖的方法就是把水引到地里）抗寒！”
这种寒冷的天气，给我们知青的生活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们没有热水洗澡，只能在一口枯井旁排队洗澡。那时我们还年青，还有相当的抗寒体能，男知青结伴一起跑到两里外的工业河十三米处里去游冬泳，去洗澡。
这条工业河，可是当时三十万人的生命河，母亲河呀！当时的知青哪有这般环保意识？
他们结伴来到工业河后，找到工业河这一段宽大约十米，高约十三米处，水流也不算很急的河段，作为我们游泳、洗澡的好地方。
我们到了河边，把衣服脱了就跳到河里，游到对岸再游回。抹上肥皂再跳进去游回来，身上的肥皂洗干净了，洗澡也就完成了。
而女知青就麻烦了。在当时住房都有困难的年代，洗澡房对于我们来说有点奢望了，为了解决洗澡问题，她们只好跑到农民家里去洗……
现在回想起来，可以说是既“浪漫”又无奈。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