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唐指听
出品 | 网易浪潮工作室
就在十年前，“啃老”还是一个人人声讨的舶来词，不上学、找不到工作的家里蹲，眼高手低、好吃懒做，吸光了老父老母的养老金救命钱。
如今，父母出钱资助成年子女买房买车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半数以上家庭老人对子女有“经济再哺”现象，方式包括购房支持、经济资助等。可以说，年轻人“啃老”已经逐渐成为一种默契。
难道只有当代年轻人才啃老吗？“啃老族”又是为什么从人人喊打变得稀松平常了呢？
第一次啃老从子承父业开始
或许50岁以上的亲戚，曾问过你这样一个问题：“你上的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吗？自己找工作一定很难吧？”21世纪的大学生，往往对这种过时的问题哭笑不得，但这个问题精准地刻画了父辈们经历过的时代。
在人们的想象与怀念中，那是一个“铁饭碗，包分配”的美好年代。“铁饭碗”源自1952年的一条规定：一切公私企业，对于因实行生产改革、合理地提高了劳动效率而多余出来的职工，仍由原企业单位发给原工资，不得解雇。
只是这种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看似保住了很多人的铁饭碗，却缩小了企业的自主招工权，最终的结果只是加剧了阶级固化。
根据国家统计，1957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中，固定职工占职工总数91.8%，合同工、临时工的数量微乎其微。多余的职工不能解雇，新人又如何安置？于是没有赶上末班车的年轻人成为失业的最大群体。
有铁饭碗，就有更多的空饭碗。对于这些失业青年来说，自谋职业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主管产业部门和劳动部门统一安排调配的背景下，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劳动力市场。
事实上，从建国到80年代，因工业化的基础薄弱和社会治理的失策，中国出现过四次严重的城镇失业，城镇登记失业率最高曾达到13.2%，所谓的“全民就业”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而在高失业率面前，年轻人往往是第一批炮灰。
那时还没有“啃老”的概念，这群无事可做，靠家庭供养的年轻人有着另一个称呼——待业青年。他们的社会形象比后来的“啃老族”还要不堪，在报纸和文件中常常被描述为“社会游荡小群体”。1989年湖南省某县 , 在所有违法犯罪案件涉及的454 人中 , 待业青年占309 人 , 高达总人数的68%。不论这份统计数据是否科学，待业青年在官方眼中一直是急需安置解决的不稳定因素。
于是，多省市发布了有关安置待业青年的文件，号召单位要“各负其责”，解决本单位职工子女的就业问题。厂矿退掉农村的包工队和外包商，给小年轻们腾出一份编外工作。为了孩子有份工作，很多职工开始展开“自救”，不惜自己提前退休，由一名子女顶替其身份职位进入原单位工作。根据1982年对北京北京汽车制造厂、国棉二厂等八家国企的调查，子女顶替制度实行后，提前退休的比例从之前的9%猛增到66% 。
在待业青年中，职工子女是当之无愧“一等公民”，有机会“子承父业”，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剩下九十分就等爹提前退休。这种如今看来不折不扣的“啃老”行为，在当时却得到了国家的的认可和鼓励。
70年代，大批知青从农村返城后无处安置，子女顶替制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哈尔滨市在1974年接班顶替试点工作中，84个企事业单位共有双退职工9074人，其中子女顶替的占总数的65.9%；1975年，山东全省4个月内退休78500人，招收子女74100人。
直到1978年，国家出台相关规定，工人退休后子女顶替成为了全国性的正式用工制度。另外，并没有明文规定干部身份也可以顶替，一些职工宁可放弃干部身份转为工人身份，就为了子女能吃上一碗公家饭。进了单位，就有了一切，房子、医疗、教育。
用当时一句流行语总结当时年轻人的就业状况：进机关当干部是金饭碗，能顶替接班的是铁饭碗，没有门路在农村吃苦的是泥饭碗。要么是没机会啃老，要么就是正在等待啃老的路上。
婚姻是啃老的第二次浪潮
在中国人传统的人生阶段论里，找完工作的下一步就是赶紧结婚、生娃。嫁给有房的男人，这是中国婚姻市场上横亘几十年不变的铁律。
面对如今高涨的房价和彩礼，80、90后往往会感慨生不逢时，羡慕父母当年那个“单位分房”的时代。但其实，我们的父辈分到房的是幸运，分不到房、不得不选择啃老的才是大多数。
在城市住房供给制度改革前，职工宿舍和单位分房的确造福了一批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人都有份。和铁饭碗一样，公家分配，只会加重更多人住房短缺，首当其冲的就是年轻人。
国营单位单纯依据职务高低来决定住房面积，而且不同等级之间的差距较大。青年职工刚刚参加工作，职位低，其实很难分到房子。1986年共青团研究室的一份调查显示，已婚青年自己分到公房的仅占27.1 %。住房短缺让一大批等房结婚的年轻人嗷嗷待哺，不得不再次求助退休的父母。
80年代末，大中城市中青年结婚费用一半以上取自家庭，其中包括婚礼费用、购买家具等。42.3%的已婚青年由于自己分不到新房，不能不低下头颅与父母同住屋檐下；14%的人住在父母分到的公房里；还有一些住在祖上留下来的私房中或由父母资助买建婚房。
相比大城市的父母，农村父母的经济压力看起来似乎不重，只要有块地就能自己盖房，农村彩礼也不贵，但真相却更令人心酸。无论是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实行土地承包到户之后，一个农村男青年结婚都要花掉全家大约8年的积累，其中绝大部分是盖新房的钱。80年代中期之前，农村家庭依然是以多子为主，如果家里有两个以上的儿子，堪称“倾家荡产”为儿娶媳。
农村的年轻人只靠种地很难娶到媳妇。农村人口直接跟土地绑定，虽然收入相对较低，但不存在“失业”的问题。然而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迅速发展，耕地不断减少，而农村人口却在不断增加，很多农民实际上陷入了无地可种的状态。
尤其是在“全民进城炼钢铁”的大跃进之后，国家强制精简城镇人口，大量年轻的合同工被动员回乡。此后，大量的劳动力因为户籍制度而滞留在农村，80年代中期的农村过剩劳动力为2.5 亿，隐性失业率高达60%。
此后，户籍制度松动，农民工涌入城市，其中90.6%学历只有高中毕业，除了做苦力在大城市很难有更好的出路，进城打工30年，他们并没有真正赚到多少钱。
尽管有很多新闻报道泥瓦工工种稀缺，月薪过万，实际根据最新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高薪农民工只是极少数，2016年中国农民工平均月收入刚过3500。啃老、娶老婆是一种没有退路的选择，因为“光是活着就已经拼尽全力”。
房子是啃老的万丈深渊
无论我们如何美化或者试图理解“啃老”在历史上的合理性，依然不能解释这个词是如何逐渐从公共视野中消失的。
追溯历史你会发现，过去20年对中国年轻人啃老的谴责和房价飞涨几乎是同步的。2000年中国房价第一次突破6000关口，从此就没有大跌过。2009年，在大规模经济政策刺激下，房价同比上涨22.4%，创历史新高，第一批80后买房了，原本就站在舆论风口浪尖的80后，顺利沦为众人眼中好吃懒做、不学无术的“啃老族”。
2014年中，全国房价上涨200%，这仅仅是全国平均数据，一线城市的涨幅远不止2倍。半年之后，山东、江苏等省拟立法禁止有拟立法禁止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年轻人“啃老”，如果遭到子女的勒索，老人可以向法院求援。
直到2017年，北京的房价已经超过市民平均工资的5倍，全国20多个主要城市的房价大多也都突破了万元大关。正值婚龄的年轻人基本无力买房，只能重拾啃老模式求助父母，当然，这次的“零花钱”可是贵得狠——30%的首付款可能花掉父母一辈子的积蓄。
中国人并非自古以来就对住房产权有强烈的偏好。1978年住房制度改革之前，中国城市居民的住房产权大都属于国家。职工换房、调至新单位都要腾退原公房，而并不是像很多人想象的可以一套房子住到底，非国营单位职工一般则是租住旧房。
国家刚开始鼓励大家买商品房时，都得磨破嘴跑断腿。在试点城市，拿出2000元即可取得一套50平米上下的住房所有权，折合40块一平米。当时的人均月收入大概在100元左右，也就是说，2个月工资就能买下一个厕所，这还没算上国家的各种补贴。但即使如此，真正下手买房的人依然寥寥无几。
中国对住房所有权的狂热追求是从80年代以后开始的。这一时期，房租涨起来了，1998 年城镇直接停止了福利分房，国家没有房子分了，要么花钱租，要么花钱买。还在苦苦等待分房的年轻人彻底醒悟过来：买套自己的房子才有安全感。
不止是城市里的年轻人，农村对于住房的要求也在水涨船高。根据2010年在唐山某村所做的问卷调查，80年代以前农村青年结婚建新房的比例不到50%，有很多人是婚后住进家里多余的旧房或干脆跟父母同住。到了2000年，建新房比例趋近于100%，“有房”基本是农村青年结婚的必备要求。
而选择定居在城市的农村青年则给父母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无论是通过升学脱离农村的大学生，还是进城打工的年轻农民工，习惯了城市生活，决定在城市扎根，回老家成了一种纯粹的节日礼仪。
2017年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数据中心发布的“城镇化全国入户调查数据”显示，21.6%的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家庭已在城镇买房，80%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子女选择在县城及以上层级的城市定居。
对于他们来说，即使是在四五线城市置办房产，往往也要倾全家之力、举债买房。他们的父母不仅没有养老金，更没有多少存款。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13432，人均支出10955，其中仅食品和衣着支出就已经超过60%，除了养家糊口外所剩无几。
啃老，听起来确实很残忍。然而2015年江苏省拟立法禁止“啃老”时，广大父母们头脑清醒得很：要不是房价这么高，我孩子用得着啃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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