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约瑟夫·施蒂格勒说：经济学者总是带着一种传教士的情怀，念兹在兹地希望能宣扬经济学的教义。熊秉元就是深具此情怀的一位经济学学者，他一直致力于经济学思维在华人世界的普及与推广，在高校教授经济学课程的同时，着力大众经济学思维的培养。他讲授的对象不仅包括高校以及研究机构的学生，还包括各地公检法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及各行各业的企业家，甚至还应邀到小学与五六年级的小朋友谈经济学。他说：一个现代公民，必须具备基本的经济学知识。对经济学有了基本的了解之后，消极的，可以在经济起伏里自保；积极的，可以通过参与经济活动，追求自己的福祉。熊秉元在台大经济系暨研究所任教二十余年， 主要研究领域为法律经济学和经济学方法论，著有大量经济学著作。
《效益的源泉》是熊秉元又一部普及经济学力作，本书共十六章，作者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了人性和各种社会现象，从人的理性、自利到社会现象背后的经济逻辑，从专业伦理到公共政策，进而探寻现代社会法治的良方，侃侃而谈，层层推进。
熊秉元总是强调，学习经济学，不只是了解社会里的经济活动，更重要的是掌握一套分析社会现象（而不只是“经济”现象）的工具。
此书所谈，有经济、有法律、有时事、有历史，亦不乏人情。说理、说情，但不流于说教。话题，有时不免有些老生常谈，但是用经济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会让人耳目一新。有人问熊秉元：由经济学来看，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他不假思索地答道：性善性恶，是指人出生时就有一定的特性。可是，人出生时，连话都不会讲，只是一堆血肉，怎么判断到底是性善还是性恶？后来经过细想，他又写道：无论是性善或性恶，都是一种主观上的认定，一旦以客观的实际资料来检验，立刻突显出许多问题。除了人出生时无法判断性情之外，其他佐证性善或性恶的证据，都是人成长之后的行为。可是，人成长之后，已经受到环境里诸多因素的影响，有善行也有恶行，因此两种立场都有证据支持。而以人成长之后的行为来论证基本的人性，在逻辑上显然有相当的争议。相形之下，经济学关于“理性自利”的立场，可以经得起严格的检验。哲学家休谟说：人是情感、情绪的动物！可熊秉元认为，人的情绪是受理性控制的。其理由是，被父母师长责备时，有人会回嘴或怒目以对，可对上司或面试的主考官，就少有人直接宣泄心中不满情绪了。可见，对于情绪的运用，是有规则可循的。喜怒哀乐的逻辑，就是简单的成本效益。对上司、主考官、指导教授发怒的成本高而效益低，因此不值得这么做。有道理！常见一些单位的小头目对下属张牙舞爪，过后，还说自己脾气不好，是刀子嘴豆腐心。脾气不好，怎么不跟上司耍威风呢？
熊秉元认为，传统智慧里存在反智成分。传统智慧有时会彼此抵触，让人无所适从。如“吃亏就是占便宜”是传统智慧，“马善被人骑”也是传统智慧。一些智慧虽然代代相传，可是却经不起放大镜的检验。善有善报、只要付出就有收获等，其实都是信念，而未必是事实。但是，却都为一般人所信奉，并且据以自处行事。作者进而大胆地说道：推展到极致，即使是科学上所认定的“事实”，也只是大多数科学家共同接受、不挑战、没有异议而已——哥白尼、牛顿、爱因斯坦，都是众所周知的例子！书中强调：信念最好立基于事实，而非想象；公共政策最好立基于事实，而非信念或想象。
人们常常慨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本书亦从经济学入手分析了人情之变化。云：对于一个强调伦常道德和风俗习惯的传统社会而言，更值得以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了解和掌握伦常道德和风俗习惯的意义，并且与时俱进、日新月异。譬如，在农业社会里，因为要一起耕田除草收割储藏，天灾人祸时还要互通有无，所以兄弟之间必须有浓厚的“手足之情”。在工商业社会里，兄弟之间不需要在生产消费保险上彼此支持，手足之情的内涵自然有所不同。
人只有自利吗？其实也不然。亚当斯密的两本传世巨作——《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分别阐释自利和利他。自利心，是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基础，没有自利心，不会有诱因和动力求好求变。利他心，是伦常关系和人际网络的特质，没有利他心，家庭组织和人类社会无以为继。然而，自利和利他，又是左手打右手。斯密过世之后，其他的文稿都依遗嘱销毁。熊秉元慨叹：“自利和利他如何调和，似乎又令经济学者陷入永无止境的困惑和猜疑之中！”人类社会纷繁复杂，又岂是一言能以蔽之的？
有读者说熊秉元的经济随笔，好则好矣，但是太过于琐碎，太过生活化了一些。笔者以为，他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思考，用经济学换算生活难题，于司空见惯处挖掘被遮蔽掉的价值和真理，熊秉元笔下的材料处处可见他的生活和工作，或者是身边事和新闻事件等。作者常说的一句话是，虽小道，必有可观者。当然，作者的换算不一定就正确，或者说也不一定都有用。经济学只是为人们开启了一扇看人生看世界的窗而已，而多一个视角，就多一分理性，多一分公正。世界越来越趋向多元化，我们看世界的方法也该与时俱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