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凤凰箴言的第197篇文章
1936年12月12日，一向称自己“放逸、急躁、嫉恶如仇、不能容忍。徒有求治之心志，而乏治理之才能，不适于军政大任”的少帅张学良一改“懦弱、无能”的表现，孤注一掷的联合杨虎城的西北军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兵谏”，史称“西安事变”或“双十二事变”。
此次“兵谏”似乎异乎寻常的成功，除了邵元冲因受枪击抢救无效死亡之外，其他军政大员全部被扣，蒋介石翻墙外逃，亦被捉回。
西安事变前夕的张学良和杨虎城
有人说，西安事变打乱了蒋介石“一举歼灭赤匪”的“最后五分钟”决战，这句话诚然不错，可关键在于，这“最后五分钟决战”真的只是为了“歼灭赤匪”吗？恐怕未必，因为就在蒋介石亲往西安督战之前，就有用军替代张学良东北军承担“剿共”的计划，如果该计划最终得以实行，那东北军接下来的命运如何恐怕不难想象，恐怕这也是张学良最终发动“兵谏”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且，即便把军调来剿共，就一定能成功吗？
要知道，此时此刻的红军已经不再是“流寇”，经过了长征的洗礼之后，红军高层无比团结，红军指战员无比希望打胜仗保卫最后的根据地，他们迸发出的惊人战斗力让张学良的东北军心惊胆战，在与红军的交手中，东北军失利颇多，甚至有师长、团长等高级将领战死、被俘的情况。而如此同时，在的宣传和策反下，大批地方武装与红军达成默契甚至是相互帮助生存——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是军来了，就能在的手下讨到便宜？
要知道，别说是有了根据地的红军，就说是“居无定所”的“南方八省游击队”，不也坚强的生存下来了很大一部分吗？
陈毅等人表示蒋公的围剿简直弱爆了
直到今天，都有人在探讨“无能”的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影响，在赤血看来，张学良的“孤注一掷”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不但来自国内，也来自国外，直到今天，极端两极化的评价仍然出现在这位“少帅”身上，但有一点不容置疑，那就是张学良发起的这次“兵谏”彻底改变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
也正是这一点，让无数“果粉”“扼腕叹息”。
攘外必先安内，这是当年被坚持数年，也被抨击数年的政策，他到底正确吗？今天赤血就来说说自己的想法。
在赤血看来，“攘外必先安内”这政策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政策绝对是当年中国需要的政策！
当年中国的敌人是日本，日本领土面积超过德国和意大利领土面积之和，有七千多万受过教育的人口，能成产从步枪到飞机在内的几乎所有军事装备；而反观中国，国家实际上处于军阀割据之下，全国连货币都没有统一，小学教育都没有普及，生产个步枪都要仿制国外产品，如果不加强国家统一，不完成对国内的整合，根本无法对日本的入侵进行有效的抵抗。
用个通俗的话来讲，以当时敌强我弱之势，唯有全国上下万众一心，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才有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希望。一盘散沙、内斗不止的情况下，是没办法“攘外”的。正是因为如此，“攘外必先安内”是有合理性与正确性的。
但关键问题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政权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疯狂剿共”，这能叫做“安”吗？“攘外必先安内”中所谓“安内”并不一定就只是战争方式，先不说蒋介石是否有时间和能力将红军斩尽杀绝，就算他有，那接下来呢？是搞定地方军阀以进一步“安内”还是就此开始“攘外”？
军阀内战中的一幕
事实上，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咄咄逼人，面对苏联以及共产国际的重重压力，中国与其领导下的红军早已放弃了“反蒋抗日”的立场，就在西安事变之前十天，与十九位红军将领联名致信蒋介石，表示愿意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共同抗日”，再信中，写道：
去年8月以来，、苏维埃与红军屡次向先生要求，停业内战，一致抗日，自此主张发表后，全国各界不分党派，一致响应……吾人虽命令红军停止向先生部队进攻，步步退让，竟不能回先生积恨之心……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
看过这封信，你也许就会明白为什么西安事变发生之后，中国代表无比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了吧，因为早在西安事变之前的十天，就已经表示愿意“共同抗日”，为此不惜听从蒋介石的领导——西安事变发生之后，曾亲口对人说，公审蒋介石再枪毙对我们很好，但最终没有将这个“对我们很好”的意见告知张学良，因为抗日从来不是“我们”一个方面的事情，为了达成抗日统一战线，愿意和平解决。
当时的新闻报道
不知道为什么蒋介石没有对十天之前的“红军来信”做出反应，要知道只要蒋介石利用这封信“逼”一下和红军，就可以在未来的抗日统一战线中占据绝对的领导位置，甚至可以利用此信将抗日大旗举得更高，更可以提高自己的声望，进一步确立自己的领袖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对付红军还是内各军阀都是很容易的。如果按照这封信的方式进行国共合作，蒋介石将会一改历史上的被动地位，即便是在战后出现了“国共和平谈判”，主动权也会牢牢掌握在手中。
想必蒋介石的智慧要远远高于赤血，那为什么蒋介石会对这封来信不作回应？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蒋介石瞧不起这区区万余红军，觉得一战可定，自然无需回应；另一方面，则是此信一旦回应，就将会进入到复杂的“博弈”，今后将很难有更好的“剿共”机会，所以蒋介石甘愿放弃，哪怕已经明确态度愿意“被领导”，果真如此，则说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不过是“剿共”的一个借口罢了。
这也许才使蒋介石真正的态度
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蒋介石在诸多可以选择的“安内”政策中选择了最差劲的方式，这才是蒋介石的“无能之处”，而西安事变的出现最终才“改变”了这个“早已”跑偏的既定政策。
其实，当年在蒋介石的种种政策之下，不顾“安内”问题而要求“攘外”的全国民意下，全国动乱不断，就在西安事变之前，南方同样发生了带有“反蒋抗日”色彩的“两广事变”，在这种情况下，西安事变的发生绝不是一种意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