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日本NHK播出纪录片《女性的贫困》。
2017年8月，纪录片文字版的中译本在国内正式出版。8万字的内容经微博讨论后发酵。
这部纪录片报道了日本光鲜的繁华下面都市的贫困女性。日本15-34岁的女性非正式雇员中，80%属于界定的低收入人群。
这些低收入人群中，许多是单亲妈妈带着女儿生活。作为单亲妈妈，她们无力负担孩子和自己的吃饭、住宿，挨饿是常有的事儿，有的租不起房、只能带着女儿长期在网吧度日；作为单亲妈妈养大的女儿，为了帮助妈妈养家，被迫辍学，早晨五点就去上班，做着收入微薄的工作，勉强糊口。
有的母女各自负担、勉强为生，日渐年老的母亲没有钱为自己买养老保险，面临着未来的黑洞。有的刚成年的女孩，被迫流浪在外，夜里拿着手机躲在在24小时店里杀时间。
有的单身女性靠助学贷款读完大学后，却找不到工作，仍然在餐厅做服务生，由于贫穷，她不敢考虑爱情、婚姻。更有的意外怀孕后无法抚养自己的孩子，只能悲哀地等着生下来送人。
纪录片揭示了一个令人绝望的社会现象——贫穷的固化和代际遗传。
前者表现在贫困家庭很难摆脱贫困，后者则是贫穷的家庭养出的孩子过得是更贫穷的日子。这个问题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中国都有所体现，并日益严重。
01.
贫困是沼泽，
一旦踏入很难逃离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认为贫穷是人格缺陷，是由于穷人不努力所造成。但荷兰历史学家罗格·布雷格曼指出，贫困不是由于穷人的性格问题引发。
贫困的原因就是缺钱。由于缺乏生活必须的启动资金，穷人只能挣扎于温饱线。
贫穷降低智商。
布雷格曼说，美国心理学家曾对印度的蔗糖农民跟踪调查发现，农民在未收获甘蔗、没有收入时，智商降低了14个IQ值。相当于人们熬了通宵、醉酒时大脑那种混混沌沌的状态。
贫穷限制长远规划。
香港富豪田北辰曾在电视台的节目中担任了扫街的清洁工。住在笼屋中，每天生活费定为50港币。两天后，他退出了体验，因为他已经感受到生活的压力下斗志在丧失。“这两天我只考虑吃东西，我完全没有别的盼望，我努力工作只是为了吃的好一点，我现在明白他们大部分的想法，怎么会计划下星期、明年、将来会怎样？最重要的是解决下一餐。”
贫穷带来悲观。
NHK记录片中，跟随妈妈在网吧常年居住的女孩说：“虽然明白有很多事必须去做，但是等到真正采取行动时，马上就变得很悲观，所以什么都做不了”。贫穷带来绝望。田北辰说，感觉笼屋的生活是像被锁在柜子中的文件一样，没有希望。
当维持基本生活的钱成了稀缺品时，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受到了威胁，人们通常都不可能再去考虑其他层次的需求，注意力只能集中在这一方面。判断力、思考能力、道德观都会随之弱化，行为会变得偏执。
因此，当看到穷人日复一日在重复着贫穷的生活、“不思进取”时，不是他们不想改变，而是他们的思想、心理被贫穷被限制、蒙蔽，难以做出“正确”的努力、摆脱贫穷，造成贫穷的固化。
02.
贫困是魔咒，
被笼罩的常常不止一代人
家庭的贫穷让孩子们辍学，辍学后更找不到高收入的正式工作，造成孩子的贫困生活。同时，孩子为了帮助养家，没有时间和金钱帮助自己成长，剥夺了孩子成长的机会，也会造成孩子生活的贫困。
这些都是NHK纪录片中贫困的代际遗传的直接原因。
家庭财力给予孩子成长直接的物质支持。
有钱的家庭请得起补课老师，能满足孩子学习过程中的不足和需求。比如当红影星关晓彤出身艺人世家，家境丰裕。她妈妈说，“我从女儿五、六岁开始，就在北京各种少儿兴趣班报名。带着她去学校找老师学，一对一的请老师辅导她。
有时，北京刮风下雪，我也背着女儿去老师家上课。有时，还一对一的请老师上家里来教。”去年关晓彤高考前，一对一参加文化班辅导上了热搜新闻。假如关晓彤出身于一个贫困的家庭，她的人生故事会完全不同。
不同家庭的孩子进入不同的学校，接受到不同教育。
国庆假期后爆出的清华附小学生用大数据分析苏轼的文章的新闻让很多人惊诧。但如果考虑到清华附小的入校资格必须是“父母有一方为清华大学本部事业编制教职工的二代及符合政策的三代子弟”，老师的规模是“小学特级教师2人，小学中学高级教师4人，北京市骨干教师2人，海淀区学科带头人5人，海淀区班主任带头人2人，海淀区骨干教师10人，中心学科带头人8人，中心班主任带头人1人”，似乎也就不必太惊奇了。
这虽然是一个极端的案例，却生动地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家长都在追求“800万的学区房”——去了好学校，就有了负责的好老师和互相砥砺的好同学，学得效果就不同。
家庭的贫富差距给孩子带来最大的区别是对未来的构想和希望。英国跟拍了49年的系列纪录片《人生七年》非常能说明问题。
七岁时，上层社会的小孩已经知道自己将来应该读什么高中、大学，做什么样的职业；中产阶级的孩子有事业梦想或者幸福的婚姻的追求；贫困阶层的孩子想的是见到爸爸、少挨打、吃饱饭。
有钱的家庭给予孩子从思想的启蒙到物质的支持，让孩子能明确目标，在既定的发展道路上稳步向前。贫穷的父母不仅对孩子的成长难以给予帮助，还会拖他们的后腿，让他们的成长往往低于社会均值。
成长受挫的孩子，长大后也自然很难有良好的生活。贫穷便如此代际遗传下去。
03.
给不了钱，
至少给穷人光亮
如何解决贫困问题是世界性的难题。
布雷格曼博士的建议很简单，直接给穷人钱，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应该停止寄鞋子和泰迪熊给我们素不相识的穷人们。我们应该摒弃家长式官僚主义作风，将薪水转交给穷人就可以帮助消除贫穷。”
这个建议听起来疯狂，但切中要害。
直接提高穷人收入、帮助他们解决基本的温饱食宿教育问题，应作为所有国家解决贫困的直接目的。
而对于穷人的孩子，教育是最有效的帮助他们不再陷于贫困的方法。
美国的莉丝·默里出生在贫民区，父母吸毒。莉丝和她的姐姐从小在时常断炊的情况下长起来，15岁时，母亲死于艾滋病，父亲去了救济所，她终于无家可归。母亲的死亡令她惊醒，她不再逃学，而是在流浪中边打工，花了两年的时间补完了四年的课。又在参观哈佛大学时萌生了去那里读书的想法，终于如愿以偿。
2013年她被梅里马克学院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她姐姐也上了大学，担任学校中自闭症儿童的辅导老师。莉丝姐妹俩的自强不息将他们从父母的贫困阴影中挽救出来。
“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的妻子普莉希拉的父母是越战后越南去美国的难民。夫妻俩辛苦数年后开了小餐厅，每天工作长达18个小时，晚上全家人在餐厅打地铺。
这样的家境是不可能给普莉希拉提供一对一辅导，也不会有钱让她去上私立学校。但是普莉希拉的奶奶教给她很多道理，培养她自强、自立、自信。中学时，普莉希拉就树立了要上哈佛的理想。她去问老师，上哈佛需要具备什么条件，然后自己暗下功夫。
像普莉希拉这样的寒门出贵子的例子在中外并不罕见。穷人家的孩子想振作，关键在于内心有光亮。这些内心的光亮，是父母、亲友、周围的人、舆论帮助灌入的。
社会和民众要给予他们更多的机会，他们才有可能打翻身仗。
如果辍学的孩子在贫穷、迷茫、无所事事中“随大流”去打工，从他们开始做童工起，他们的未来就被摧毁。他们将会比他们的父母更无助。
如果给孩子们整天讲的是“阶层固化”，他们将丧失前进的方向和动力，甘愿被“固化”在社会底层。他们将会比他们的父母更无力。
NHK的这部纪录片以一个充满希望的故事结尾。受访的一位女孩终于补上了功课、申请到贷款，要去高等职业学校上夜课了。
她要努力实现成为保育员的梦想。做保育员的薪水可以让她脱离贫困。虽说毕业后不一定能马上找到工作，但是毕竟有了机会。不继续读书、没有一技之长，她很可能会永限于贫困。
很多问题可以归因于制度，但是制度不到位时，也不能任由贫困状态恶化、坐以待毙。在力争改进制度的同时，要尽量开动个体的力量。
布雷格曼建议美国直接给予贫困者足够的金钱支持，而非去花更多的钱解决贫困引发的社会问题。在美国采取这个好建议之前，多一个上大学的莉丝·默里，就少一个陷于贫民窟的莉丝·默里。
抛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类社会不可能进步。
